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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燃藜·北京高院|同仁堂无效宣告“乐氏同仁”商标二审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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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要旨


    1、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时,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存的关系。相关商标均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相关商标的共存是特殊条件下形成时,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2、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理由如下:


    首先,争议商标由经艺术设计的文字“樂氏同仁”、英文“Royal Herbalist”及图形构成,在争议商标的“樂”字为高度艺术化的繁体字体、“同仁”为较为常用的词汇的前提下,“樂氏”的识别作用更强。况且,争议商标还包含对于相关公众并非明确熟知含义的英文“Royal Herbalist”,亦能起到一定的识别作用,而且争议商标除中文文字外,还包含具有一定识别作用的彩色图形,其所占面积在争议商标整体中所占比例亦较大。引证商标系以“同仁堂”整体使用,“同仁堂”的整体含义与“同仁”并不相同,相关公众将北京同仁堂公司与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的“同仁堂”建立了对应关系。

    其次,在相关领域中亦有其他包含“同仁”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存在,如同仁医院等,故亦不应由北京同仁堂公司占有全部包含“同仁”的商标资源。

    再次,“同仁堂”商标在历史上确系乐氏宗族创办和经营,后位于北京的同仁堂药店经历公私合营后乐氏传人不再参与经营,其传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历史原因中断经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由北京同仁堂公司恢复在大陆经营“同仁堂”商标。同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有部分乐氏传人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本案乐氏同仁公司即由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的乐氏传人返回中国大陆所创办经营,此历史因素亦不容忽视。

    最后,乐氏同仁公司所申请的争议商标并未单纯地使用“同仁堂”,而是仅使用了“同仁”并且同时使用了识别作用较为明显的“樂氏”、英文和相关图形等标识,在标识其历史渊源的同时对于三引证商标已经进行了合理避让。


    裁判文书摘要


    一审案号
    (2017)京73行初3939号
    二审案号
    (2018)京行终154号
    案由
    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
    合议庭

    刘晓军、樊雪、陈曦

    书记员
    苗兰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氏同仁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裁判日期
    2018年4月9日
    一审裁判结果

    一、撤销被诉裁定;

    二、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涉案法条
    《商标法》(2001修正)第十三条


    商标附图


    争议商标(乐氏同仁公司持有)

    引证商标一(北京同仁堂公司持有)

    引证商标二(北京同仁堂公司持有)

    引证商标三(北京同仁堂公司持有)



    裁判文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8)京行终154号


    当事人信息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群,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莉莎,北京超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计海军,北京超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赵刚,主任。

    委托代理人赵焕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乐氏同仁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志刚,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国献,北京国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敏,北京观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审理经过


    上诉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上诉人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同仁堂公司)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行初393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2018年3月6日,上诉人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赵焕菲,上诉人北京同仁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莉莎、计海军,被上诉人乐氏同仁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乐氏同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樊国献、卢敏到庭接受了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查明:

     

    争议商标(见本判决后附图)系第11312143号“樂氏同仁Royal Herbalist及图”商标(指定使用颜色),其申请日为2012年8月6日,核定使用在第5类“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放射性药品;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卫生巾带;防风湿手环;牙用研磨粉”商品上,经核准,商标权专用期限至2024年1月6日,现商标权人为乐氏同仁公司。


    引证商标一系第171188号“同仁堂”商标(见本判决后附图),其申请日为1982年5月27日,核定使用在第5类“中药”商品上,经续展,商标权专用期限至2023年2月28日,现商标权人为北京同仁堂公司。


    引证商标二系第1720529号“同仁堂”商标(见本判决后附图),其申请日为2001年1月15日,核定使用在第5类“药茶;片剂;酊剂;水剂;油剂;原料药;中药成药;丸;散;膏;丹;贴剂;胶丸;药酒;洋参冲剂;蜂王精”商品上,经核准商标权专用期限至2022年2月27日,现商标权人为北京同仁堂公司。

     

    引证商标三系第4737756号“同仁堂”商标(见本判决后附图),其申请日为2005年6月23日,核定使用在第5类“原料药;药茶;药用草药茶;减肥用药剂;医用减肥茶;人用药;补药(药);医用营养品;净化剂;中药袋”商品上,经核准,商标权专用期限至2018年12月6日,现商标权人为北京同仁堂公司。


    2016年5月10日,北京同仁堂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权无效宣告申请。为支持其请求,北京同仁堂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介绍材料、宣传报道复印件、引证商标的使用照片复印件、广告宣传材料和合同复印件、销售合同及发票复印件、荣誉证书复印件、历史情况介绍材料和相关书籍复印件、相关信息列表等证据。经查,上述证据大部分为北京同仁堂公司将“同仁堂”使用于医疗服务或药品服务上的证据。乐氏同仁公司则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供了营业执照和名称变更通知复印件、乐氏宗族及家族发展传承公证文件复印件、相关报道和书籍复印件、店铺照片复印件、发票和荣誉证书复印件、宣传手册和产品包装照片复印件、相关注册证书复印件等证据。


    经查,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企业介绍材料中记载:“1669年(清康熙八年)乐显扬创办同仁堂药室”,“1702年乐凤鸣将药铺迁至前门大栅栏路南”,“1723年(清雍正元年)由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用药,独办官药,历经八代皇帝,188年之久”,“1948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接任同仁堂经理”,“1954年,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1956年乐松生经理代表北京工商界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递交北京市私营企业全面实行公私合营的喜报”,“1979年,同仁堂厂、店牌号得以恢复”。乐氏同仁公司提交的企业工商登记查询件和身份证明材料中显示,乐觉心为其公司董事,台湾籍。在乐氏同仁公司提交的乐氏宗族证明材料中显示“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乐崇辉居士把金碗换成船票和资金,带着同仁堂祖传‘北京同仁堂’乐氏手抄秘方本在台湾落地生根”。


    2017年4月25日,商标评审委员会经审查作出商评字[2017]第47456号《关于第11312143号“樂氏同仁Royal Herbalist及图”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简称被诉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在被诉裁定中认定:一、争议商标的主体文字识别部分文字“樂氏同仁”与引证商标一、引证商标二、引证商标三中“同仁堂”在文字构成、呼叫方式、整体识别效果等方面较为接近,已构成近似商标。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与引证商标一、二、三核定使用的“中药;药茶;洋参冲剂;净化剂;中药袋”等商品在商品的功能用途、销售场所等方面较为接近,商品之间关联性较强。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同仁堂”商标经过北京同仁堂公司的宣传使用,在“中药”等商品上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且北京同仁堂公司与乐氏同仁公司同处北京地区,行业领域相同。若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上与引证商标一、二、三共存于市场,易使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故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标上与三引证商标已构成使用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二、首先,鉴于北京同仁堂公司在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已有在先注册的三引证商标,且本案已充分考虑了引证商标的知名度因素,并通过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对其在先商标权予以保护,故本案对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上不再适用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关于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放射性药品;卫生巾带;牙用研磨粉”商品上是否违反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北京同仁堂公司“同仁堂”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在“中药”等商品上经长期宣传使用,已在相关消费者中享有较高知名度,且于1989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4年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评为“2004年度北京市著名商标”,2006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国务院批准“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北京同仁堂公司“同仁堂”引证商标的知名度一直延续至今,已为相关公众熟知,可以认定为使用在“中药”商品上的驰名商标。在此情况下,争议商标的主体识别部分文字“樂氏同仁”与北京同仁堂公司“同仁堂”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方式、整体识别效果等方面较为接近,将其指定使用在“放射性药品;卫生巾带;牙用研磨粉”商品上,易误导消费者,认为上述商品与北京同仁堂公司存在关联,从而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致使北京同仁堂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争议商标在“放射性药品;卫生巾带;牙用研磨粉”商品上的申请注册违反了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之规定。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争议商标予以无效宣告。


    乐氏同仁公司不服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被诉裁定并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裁定。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放射性药品、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和三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分别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


    乐氏同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商标注册材料和列表复印件、图书文献查询及文献复印件、相关历史材料复印件、企业经营材料和许可证复印件、广告宣传合同和发票复印件、药品审批材料复印件、相关媒体报道复印件、相关荣誉证书和牌匾照片复印件。经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清平乐:北京同仁堂创始人乐家轶事》(2013年1月第1版)中记载,乐觉心为乐氏第十四世传人,为乐氏第十三世传人乐崇辉长子。乐氏同仁公司名称于2016年6月6日由“乐氏同仁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乐氏同仁药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认为,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在呼叫、含义、整体外观等方面存在一定区别,共存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不易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争议商标与各引证商标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的结论错误。尽管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三引证商标在中药商品上经过使用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但鉴于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在呼叫、含义、整体外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共存于市场不会让相关公众认为争议商标与北京同仁堂公司存在关联。加之乐氏同仁公司使用了识别作用较为明显的“樂氏”、英文和相关图形等标识,在标识其历史渊源的同时对于引证商标已经进行了一定的避让,其主观上并不存在复制、摹仿他人商标的故意,故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争议商标违反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结论错误。综上,被诉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乐氏同仁公司的诉讼请求具备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


    一审裁判结果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


    一、撤销被诉裁定;


    二、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商评委上诉称


    商标评审委员会不服原审判决并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维持被诉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标上与引证商标一、二、三已构成使用于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二、鉴于北京同仁堂公司在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上已有在先注册的引证商标,且商标评审委员会在本案中已充分考虑了引证商标的知名度因素,并可以通过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对其在先商标权予以保护,故对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制剂;防风湿手环”商品上不再适用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三、争议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放射性药品;卫生巾带;牙用研磨粉”商品上违反了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


    同仁堂上诉称


    北京同仁堂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并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维持被诉裁定。北京同仁堂公司的主要上诉理由是:1、原审判决未列明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证据,包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同仁堂属驰名商标应予特别保护的决定”、乐氏同仁公司官网网页、乐氏同仁公司及争议商标的相关报道、(2013)京信德内证字第1265号公证书,严重影响到本案事实的查明,且北京同仁堂公司未收到《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件,原审法院直接送达开庭传票通知北京同仁堂公司参加庭审,未给北京同仁堂公司合理的举证期限,均构成审理程序违法。2、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均已构成近似商标,故争议商标应当被宣告无效。3、北京同仁堂公司的“同仁堂”商标为驰名商标,争议商标构成对其驰名商标的恶意模仿并易误导公众,违反了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

     

    乐氏同仁公司服从原审判决。


    本院查明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依法向北京同仁堂公司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举证通知书(并标明举证期限截止到2017年7月3日)等文件,但上述材料于2017年6月6日被邮局退回,理由是“无电话无法联系收件人,收发室不收”。北京同仁堂公司认可上述邮寄单上填写的北京同仁堂公司的企业名称、地址等信息准确,但主张上述邮寄单上未填写北京同仁堂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电话。北京同仁堂公司当庭陈述其于2017年6月27日收到了原审法院的送达回证、传票、证据及起诉状等诉讼材料,随后,原审法院于2017年7月4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均认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放射性药品;卫生巾带;牙用研磨粉”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不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其他商品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对于原审判决中的如下记载:“‘同仁堂’商标在历史上确系乐氏宗族创办和经营,后位于北京的同仁堂药店经历公私合营和乐氏传人不再参与经营,其传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历史原因中断经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由北京同仁堂公司恢复在大陆经营‘同仁堂’商标商标,同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有部分乐氏传人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商标,本案乐氏同仁公司即由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商标的乐氏传人返回中国大陆所创办经营”,北京同仁堂公司当庭表示认可,但主张本案不应考虑上述记载的历史因素。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了六份新证据材料: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1989年11月8日作出的(89)商标字第29号《“同仁堂”属驰名商标应予特别保护》文件;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及“同仁堂”商标的(2014)苏知民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3、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同仁堂”商标的(2014)民申字第1462号民事裁定书;4、北京同仁堂公司2009-2011年年度报告;5、争议商标档案及初审公告;6、深圳市亿而上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信息。上述证据材料均为复印件,北京同仁堂公司认可上述证据1在一审诉讼中已经提交,证据4在商标评审阶段已经提交,并用上述证据1-4证明引证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并以构成驰名商标;证据5、6证明争议商标的原注册人与“同仁堂”不具有任何历史渊源,本案不应考虑历史因素。商标评审委员会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乐氏同仁公司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主张。对此本院认为,上述新证据1、4已在前审程序提交,不构成本案新证据,证据1、2、3可以证明引证商标具有较高知名度并曾经作为驰名商标受到保护,证据5、6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

     

    此外,原审法院已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证据采信得当,且有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档案、被诉裁定、送达回证、法院专递邮件详情单、特快专递邮寄再投、改退批条及当事人陈述、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本案争议商标为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前已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故本案程序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而实体问题的审理应适用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在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判断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并应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商标近似是指商标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具有特定联系。判定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应当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考虑商标标志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近似程度,也要考虑相关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所使用商品的关联程度,以是否容易导致混淆作为判断标准。在判断商标是否近似时,尽管可以考虑商标的知名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或类似程度等因素,但商标标识本身的近似程度是判断商标是否近似的基础因素。认定商标是否近似时,要妥善处理最大限度划清商业标识之间的边界与特殊情况下允许构成要素近似商标之间适当共存的关系。相关商标均具有较高知名度,或者相关商标的共存是特殊条件下形成时,认定商标近似还应根据两者的实际使用状况、使用历史、相关公众的认知状态、使用者的主观状态等因素综合判定,注意尊重已经客观形成的市场格局,防止简单地把商标构成要素近似等同于商标近似,实现经营者之间的包容性发展。

     

    本案中,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维生素制剂、补药、药用草药茶、放射性药品、医用白朊食品、婴儿食品、空气净化制剂”商品和三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在功能用途、消费群体、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且各方当事人亦认可其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但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争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相同或近似商标。具体理由为:首先,争议商标由经艺术设计的文字“樂氏同仁”、英文“Royal Herbalist”及图形构成,其中“樂”字为繁体,图形部分占比较大,由高度艺术化设计的“乐”组成,商标整体指定使用颜色。引证商标一、二、三均由文字“同仁堂”构成,其中引证商标一、三的文字部分由装饰性图案所环绕。虽然争议商标和三引证商标均包含文字“同仁”,但是争议商标的“同仁”与“樂氏”系共同使用,尤其是在争议商标的“樂”字为高度艺术化的繁体字体、“同仁”为较为常用的词汇的前提下,“樂氏”的识别作用更强。况且,争议商标还包含对于相关公众并非明确熟知含义的英文“Royal Herbalist”,亦能起到一定的识别作用,而且争议商标除中文文字外,还包含具有一定识别作用的彩色图形,其所占面积在争议商标整体中所占比例亦较大。而三引证商标均为“同仁”和“堂”作为一个整体使用,其“同仁堂”的整体含义与“同仁”并不相同,虽然“同仁堂”在医药领域的知名度较高,但其知名度系让相关公众将北京同仁堂公司与作为一个整体使用的“同仁堂”建立了对应关系,并非让相关公众将北京同仁堂公司与“同仁”两字建立了对应关系。其次,在相关领域中亦有其他包含“同仁”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存在,如同仁医院等,故亦不应由北京同仁堂公司占有全部包含“同仁”的商标资源。再次,“同仁堂”商标在历史上确系乐氏宗族创办和经营,后位于北京的同仁堂药店经历公私合营后乐氏传人不再参与经营,其传承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历史原因中断经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由北京同仁堂公司恢复在大陆经营“同仁堂”商标。同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有部分乐氏传人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本案乐氏同仁公司即由至海外经营“同仁堂”商标的乐氏传人返回中国大陆所创办经营,此历史因素亦不容忽视。最后,乐氏同仁公司所申请的争议商标并未单纯地使用“同仁堂”,而是仅使用了“同仁”并且同时使用了识别作用较为明显的“樂氏”、英文和相关图形等标识,在标识其历史渊源的同时对于三引证商标已经进行了合理避让。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未构成近似商标并无不当,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北京同仁堂公司有关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均已构成近似商标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其中“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包括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对于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确定其保护范围时,要注意与其驰名程度相适应。对于社会公众广为知晓的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在不相类似商品上确定其保护范围时,要给予与其驰名程度相适应的较宽范围的保护。本案中,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在案证据可以证明,三引证商标在中药商品上经过使用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但是,鉴于争议商标与三引证商标在呼叫、含义、整体外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共存于市场不会让相关公众认为争议商标与北京同仁堂公司存在关联。同时,争议商标使用了识别作用较为明显的“樂氏”、英文和相关图形等要素,在标识其历史渊源的同时已经对于引证商标进行了一定的避让,其主观上并不存在复制、摹仿北京同仁堂公司引证商标的故意。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争议商标未违反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并无不当,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北京同仁堂公司有关争议商标违反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北京同仁堂公司称其未收到《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件,原审法院直接送达开庭传票通知北京同仁堂公司参加庭审,未给北京同仁堂公司合理的举证期限。但从查明的事实来看,北京同仁堂公司未收到《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文件主要是邮寄的原因,且原审法院在庭审前已经向北京同仁堂公司送达了传票、证据及起诉状等诉讼材料。行政诉讼主要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北京同仁堂公司只是作为第三人参加原审诉讼,故原审法院为北京同仁堂公司确定的举证期限尚属得当。此外,原审判决虽未列出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交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同仁堂属驰名商标应予特别保护的决定”、乐氏同仁公司官网网页、乐氏同仁公司及争议商标的相关报道、(2013)京信德内证字第1265号公证书等证据,但原审法院已对上述证据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程序中也已经发表了意见,且原审判决未列明上述证据并未影响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查明,也未影响原审判决结论。因此,北京同仁堂公司有关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商标评审委员会与北京同仁堂公司的上诉主张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结论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裁判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一百元,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五十元(均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晓军

    代理审判员  樊 雪

    代理审判员  陈 曦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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